基金管理人在为谁打工？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题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文章。时间过了5年多，尽管“基金黑幕”已经引起国人的视觉疲劳而不再有人提起，但现实中经历了前几年的“基金黑幕”风波和近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后，中国基金业并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在性质。除了基金管理费率的明显不合理以外，基金业中特殊存在的治理结构仍表现出重大缺陷；“基金管理公司是为基金持有人负责还是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负责的问题”仍旧是深深地纠缠着中国基金业的噩梦。基金持有人对基金几乎无法监督，更不用说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制衡了，多重代理委托关系使得我国的基金管理人成了不受利益相关者监控的特殊群体。基金管理公司制定并主导基金业的“游戏规则”，其他基金当事人，特别是本应成为“上帝”的基金持有人处于弱势地位。

高得近乎疯狂的收益、没有制约的“权”“利”结构，使得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各种相关机构人士趋之若鹜的美好出路。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基金管理团队近五年任职背景的信息披露、没有基金管理团队每一年收入的信息披露、无法控制基金管理团队对基金持有人权力的滥用，也没有任何制衡措施可以制约基金管理人团队的利益冲突和内部交易，等等。

这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号称为客户理财、服务的基金管理人，你们究竟是在为谁打工？

基金、上市公司、券商利益勾连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当我国政府和政府监管机构声明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来行使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的监管职权时，当政府监管机构制定和推行分类股东投票表决制度、要求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要有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时，我国的基金是否承担得起社会信用的寄托？

除了大量存在的上市公司参股券商和基金的状况以外，如果对第一、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的投票情况作一个统计分析，就可以发现，第一批四家试点企业投票结果受基金占流通股比例的影响很大。如果加上第二批试点企业，尽管股改方案通过率出奇一致地高，但从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投赞成票的比率、投反对票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身份，还是可以看出，基金几乎一致地投了赞成票；在第一第二批试点企业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投反对票的共15个、其中基金只有两个。

此外，目前在媒体上已经有股改上市公司或者保荐人花钱买票、以图高票通过股改方案，以及基金管理人索贿出卖投票权的报道。

由此导致了市场各方对基金管理人的最终投票意愿能否与普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保持一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种无从证实的传闻不管是真是假，但是中国基金和上市公司、券商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相关关系，再加上它们治理和监管制度的先天缺陷以及后天监管的缺失，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利益冲突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