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十年代的股市崩塌对全世界投资者的震撼是久久难以磨灭的。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曾回忆,直至50年代他的家人仍然心有余悸,力劝他不要从事金融投资。但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mad�nessofcrowd)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仍在股市中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直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还记得上文中巴鲁克救丘吉尔的一节故事吗?)也正是由于其特立独行的投资风格,巴鲁克获得了＂独狼＂(lonewolf)的外号。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事实上,＂群众永远是错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下跌。

人们常常惊异于巴鲁克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他认为,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要比较一下＂投机大师＂和＂投资大师＂。在对大众心理的认识方面,巴菲特和巴鲁克如出一辙。巴菲特不也常说在大众贪婪时你要缩手,在大众恐惧时你要进取吗?的确,两位大师在投资理念上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在采取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的策略方面,两人的观点也都基本一致。

不过,两人在投资风格上还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巴鲁克的投资方法更加灵活多变,他提倡坚决止损。他说投资者如果有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的话,也会成为富翁。他叮嘱投资者要有二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对于已制定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选股方式。如此看来,巴菲特像是位内力深厚的太极高手,而巴鲁克更像名一剑封喉的剑客。

据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三十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巴菲特或许也能躲过大危机这一劫。而巴鲁克则在最后关头前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之后便淡出证券投资。巴鲁克在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并获得与威尔逊共赴凡尔赛会议的殊荣。但是整个20年代,国情太顺利的缘故吧,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大萧条的降临,以及纳粹危机的出现,他对国策的建议越来越受到关注。巴鲁克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100名最杰出的犹太人。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巴菲特是否更高明些?他的晚节还有待观察呢。